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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放生行為的理論根據(jù)來源于佛教教義體系,佛教的教義主要即是源起論與護生觀這兩種類別,而更以護生觀為其最核心的道德規(guī)范精神之所在。佛教中所特意強調的生命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的因果律中所強調的一切果報皆來自于“業(yè)力”而促成,只有不斷的透過行善的過程才能累計自我的福報以鋪設良性的因果循環(huán)。因此這樣的“因果循環(huán)”概念也就進一步說明了放生這類活動的要旨出發(fā)點不單單只是生命教育或修為心靈上的提升,同時也是一種背后帶著濃厚的功德論的作用于其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功德論應該成為我們解釋放生行為的最根本的立足點。

一、理性選擇

長期以來傳統(tǒng)宗教研究的出發(fā)點認為宗教是虛假的,并且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會使得宗教進一步世俗化進而最終導致其消失。宗教是被當作一種神秘和形而上的精神意義存在的,是建立在個人的認同和思想行為模式之上的,價值的賦予和自身的獲取并不是可以被明確的測量和告知表達出現(xiàn),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受益”擺在那邊可供檢驗。StarkBainbridge認為這種宗教研究的模式缺乏科學性,偏見太重,尤其太受到無神論的影響,導致其研究的出發(fā)點并不是要去了解宗教的本質與后果,而只是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證明宗教是真是假、進而推論出信教的人是無知與非理性上,并提出理性選擇論(StarkBainbridge,1985)。理性選擇論基本預設是:人們的宗教選擇跟做其它的選擇所采取的方式是一樣的,即“回報”和“代價”的權衡,也就是說信徒在所有可以接收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范圍內,與實際存在的選擇范圍中,并在他們的喜好和趣味的引導下,信徒試圖作理性選擇。而從事宗教活動到底給予人們什么樣的“回報”呢?回報或代價的種類,包括物質的、心理的,甚至包括一些現(xiàn)實社會中不存在的回報,在跟神交換時,人們愿意為被認為更可靠且靈驗范圍更大的神支付更高的價格。神靈的“范圍”是指他們的能力的多樣性和影響的幅度,神靈的范圍越大,且越容易響應,他們就越可能提供彼世的回報。反之,小范圍的神靈提供的只是現(xiàn)世的回報。Stark認為來世的回報是所有宗教回報中最有價值、最吸引人的回報,人們愿意接受一個內蒙古的交換體,信徒們愿意在一個長時期內定期付款,常常是直到死為止,因此信徒需要嚴格的教義來支持他們的付出,以及堅強的論述來確保他們來世會有福報,所以外國宗教教義越嚴格的教派成長的速度就越快。

但中國的民間信仰似乎和Stark的理論有異,對于絕大多數(shù)民間信仰者來說,放生活動的功德是最大且最迅速的,其改變命運的力量最為顯著,這里反而點出了中國民間信仰功利性的特色,信徒們傾向于“迅速的”、“靈驗性高”、“現(xiàn)世”的宗教回報,而不是需要長時間付出才能獲得的彼世回報(羅偉虹,1994)。這種濃厚的功利主義特征反映在對神詆及其祭祀活動的選擇上,只要是靈驗或可以使信眾有所感應的神詆或祭祀活動,就可以成為朝拜供奉的對象之一。所以在中國人的日常信仰系統(tǒng)當中反而是教義越松、越強調功利性的教派成長得最迅速,而絕大多數(shù)的宗教信仰者也都可以算是民間信仰內的一環(huán)。事實上這也反應了東西方人在宗教信仰的理性選擇過程中“理性”的不同涵義,西方人所說的理性類似于韋伯所說的“價值理性”,理性與否在于人們的手段與動機,而不在于他的目標;而中國人在宗教信仰過程中進行理性選擇的“理性”則更多的偏重于“目的理性”,也自然容易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按照理性選擇理論當中對“理性”側重涵義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參與放生活動的信徒們依動機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基于追求來世的回報,因為佛教教義護生觀念的驅使而參加護生活動,其宗教資本較高;第二類是出于追求現(xiàn)世的回報,在宗教團體或其他商業(yè)機構鼓吹放生可以獲得立即迅速的回報而參加放生,其宗教資本較低。由于理性選擇動機的不同,當他們的放生活動遇到環(huán)保問題時,其反應的模式也自然不同。前者因為注重來世的回報,需要長時間的付出,所以對于教義的要求會比較嚴謹,加上其出發(fā)點較接近佛教“護生觀”的概念,因此當放生者知道放生活動會帶來一系列的環(huán)保問題,這類放生者比較有可能進行反思,進而放棄放生或是改為較為科學合理的放生方式。而后者因為是出自于自利,較注重短期的功利,或是個人積德的工具,因此當面對環(huán)保問題及公眾的詰難時,這類放生者則會采取防衛(wèi)與不內蒙古的方式。

二、宗教資本

理性選擇論顛覆了傳統(tǒng)的宗教研究對人們入信或者是從事某種宗教活動動機的研究,“群體本能”、“感染性群眾心理”、“集體意識”或“集體無意識”等這些研究結果都把人們的宗教活動歸結為非理性。理性選擇論認為從事宗教活動也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人們在面對宗教選擇時,將試圖盡量積存他們的宗教資本,盡量少地投入在新資本上。宗教資本,是宗教信徒所擁有的“與特定宗教有關的技能和經(jīng)驗,它們包括宗教知識、對教會儀軌和教義的熟悉程度,以及與宗教同伴的內蒙古網(wǎng)絡”。艾納孔對宗教資本的界定,涵蓋了布丟多元資本論中的社會資本(同伴的內蒙古網(wǎng)絡)、符號資本(教會儀軌和教義的熟悉程)和文化資本(宗教知識)。在艾納孔的宗教資本基礎上,斯達克和芬克把宗教資本理解為對特定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戀程度(斯達克和芬克,2004:150)。從這個角度來看,分析中國人共有的傳統(tǒng)宗教資本應該成為解釋放生活動興起的一個重要路徑。中國的宗教傳統(tǒng)是宗法性宗教(呂大吉,1998:564),這種宗教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精神寄托和生活依靠主要在宗族與家庭層面,人對自然的敬畏表現(xiàn)在“敬天畏命”上。“宗法性”特征使宗教突出了入世性、世俗性和倫理性。另一方面,道教和佛教也使因果報應思想深入人心,為民間信仰活動與文化打上了神秘主義的烙印。宗法觀念和家庭意識使民眾對神靈的信仰具有高度的功利性,求安祈福是大多數(shù)人崇拜神靈的唯一動機。盡管經(jīng)過了近代化以來各種西方宗教思潮和革命思潮的沖擊和洗滌,以儒道釋為基礎的民間信仰文化仍然是今天大多數(shù)中國民眾所擁有的宗教資本(黎念青、溫春娟,2005)。這種宗教資本構成了中國當下各種宗教活動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社會參數(shù),其特征也決定了放生活動較容易為普通民眾所接受并廣為傳播,因為通過從事放生活動不但能夠保存他們從小耳濡目染所累計的宗教資本,而且通過這一活動還在不斷提高和再生產(chǎn)他們原有的宗教資本。

三、社會網(wǎng)絡

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之上,美國宗教社會學家斯達克、芬克等提出了宗教研究的經(jīng)濟范式,其基本觀點是把經(jīng)濟學的基本原則應用在團體或社會層面的宗教現(xiàn)象上,形成了“宗教商品”、“宗教市場的供給/需求”等新的學術概念。他們認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任何社會的宗教子系統(tǒng)跟世俗經(jīng)濟子系統(tǒng)完全類似:兩者都包括有價值的產(chǎn)品的供求互動。宗教經(jīng)濟的構成包括現(xiàn)有的和潛在的信徒(需求)市場,尋求服務于這個市場的一些組織(供應者)以及不同的組織所提供的宗教教義和實踐(產(chǎn)品)。”(斯達克、芬克,2004:44)而根據(jù)艾納孔(Innaccone)的解釋,由于宗教商品所對應的是超自然的力量,相較于一般商品的選擇,宗教商品較難有明確的評估,也具有較高的風險性(Innaccone,1992)。針對宗教商品的這一特性,作為宗教市場中供方的各類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活動會通過嚴格的規(guī)定與不同的活動取向,表現(xiàn)出其排他性與商品區(qū)隔,藉由這些特性的突顯使民眾在宗教市場中能有選擇依據(jù)。然而將問題回到宗教市場,盡管宗教商品的特色與限制讓民眾有所比較,但宗教活動提供的是信仰、情感與超自然等產(chǎn)品,其風險性是民眾自身難以評估的。在這種背景下,從事宗教活動的信徒的社會網(wǎng)絡在克服行動者對于選擇宗教活動的風險性上的作用就顯現(xiàn)出來了,也使得社會網(wǎng)絡成為解釋民眾宗教行為的一項重要路進。

社會網(wǎng)絡將日常生活中行動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網(wǎng)絡中的連結,同時也是在相似的社會環(huán)境背景下將彼此之間的互動網(wǎng)絡串連起來。而社會網(wǎng)絡成為宗教活動中的關鍵主要有幾點因素,第一即為艾納孔所說的宗教商品特性,宗教商品所依賴的是超自然的力量,而這種商品的存在和效用的檢證相當程度上要依靠信任關系,藉由熟識的社會網(wǎng)絡介紹,以人脈關系的保證克服風險,從而讓宗教活動順利的傳播。其次,社會網(wǎng)絡也隱含社會交換的考慮,社會網(wǎng)絡不僅是一種信任的依存,更是一種互助的體系,在這網(wǎng)絡之中所謂的人情考慮即是對自身付出成本的評估,人際中的成本/效益雖然難以衡量,但卻極具重要性。另外中國社會向來是個重視人情世故和人際和諧的社會,人情網(wǎng)絡彌漫于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一種“統(tǒng)攝性”的社會規(guī)范,所以當宗教活動運用社會網(wǎng)絡的人情作為說服,便能引起相當?shù)膭訂T。而宗教活動中社會網(wǎng)絡另一項效用即是宗教資本的產(chǎn)生,由于對宗教活動的參與,與時俱增的情感與文化投資構成了宗教資本(類似社會資本),也因此建立了堅固的社會網(wǎng)絡,當宗教資本愈大,人們就愈不可能改變他的信仰和宗教活動習慣,對于宗教活動也會持續(xù)的參與(斯達克、芬克,2004)。在解釋宗教信仰與宗教活動的參與上,社會網(wǎng)絡的拉力是具有相當?shù)慕忉屃Χ鹊?因為社會網(wǎng)絡的信任能夠解決宗教風險的問題,也顧及人情關系的考慮。而在參與宗教團體之后,也因為參與宗教活動而產(chǎn)生另一社會網(wǎng)絡,并且同時實現(xiàn)著宗教資本的累積,當宗教活動與外界有所沖擊時,這些社會網(wǎng)絡與宗教資本便能集合起來支持教團,這一過程不只是宗教集體情感、集體亢奮的運作,宗教中的社會網(wǎng)絡更是行動者理性選擇的結果,包含著社會資本的投入與社會網(wǎng)絡的經(jīng)營。

就放生行為這一宗教活動而言,社會網(wǎng)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還主要集中在動員層次上。因為在用社會網(wǎng)絡解釋民眾的宗教參與時,必須注意民眾對宗教的“偏好”,很大程度上民眾對放生活動的參與是出于民間信仰中的巫術和追求靈驗性的功利性格,“靈則傳”成為放生活動應用社會網(wǎng)絡來招募信眾的基本方法;或者說解決信任問題是社會網(wǎng)絡在放生活動的傳播過程中最為至關重要的功能,而至于通過放生活動能否實現(xiàn)情感與文化投資進而增進宗教資本則似乎不能通過社會網(wǎng)絡來實現(xiàn),就這一點而言和其他宗教團體及其活動呈現(xiàn)出了相當不同的一個重要層面。

四、延續(xù)或消亡:放生行為的簡單展望

放生行為不但是對佛教教義的遵從更加是人類對生命尊崇的一種本能性反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放生行為必將伴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發(fā)展的始終,但是作為一種宗教活動的放生行為或者說是當下日趨商業(yè)化的放生行為會呈現(xiàn)什么樣的發(fā)展趨勢呢?宗教經(jīng)濟范式認為宗教的需求面長期而言是相當穩(wěn)定的,每一個共享特定宗教喜好、需要、趣味和期待的潛信徒市場區(qū)位都維持一些專門化的宗教團體來供給需求。在這一區(qū)位內如果宗教經(jīng)濟是無管制的自由競爭,那么會有更多的宗教團體進入自由市場,宗教團體會盡全力發(fā)掘信徒以鞏固自身的競爭力,導致社會上整體的宗教參與程度會提高,相反的,若缺乏競爭,占統(tǒng)治地位的宗教團體會沒有效率來維持信徒的委身,結果是總體的參與程度降低。自改革以來中國一直實行的是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倡導的是一種宗教市場自由化的環(huán)境,所以不但傳統(tǒng)的儒釋道信仰得以恢復,而且各種外來宗教和本土民間信仰也不斷興起和壯大。在這種宗教市場自由化的大背景之下,放生行為以及其背后的佛教或者民間信仰團體必然會通過各類途徑專業(yè)、高效率的傳播放生行為,發(fā)展自己的信徒,以期在宗教市場區(qū)位競爭中獲得優(yōu)勢位置;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種宗教活動的放生行為不會消亡,而且會伴隨著宗教市場的競爭一直延續(xù)下去。

如果說放生行為會伴隨宗教市場的競爭而延續(xù)的話,那么時下日益發(fā)展的商業(yè)性放生行為是否會因環(huán)保觀念的批判而減少或消亡呢?斯達克認為宗教組織的張力與排他性越大,其宗教組織的發(fā)展就會越迅速。這里的張力是指一個宗教群體和社會價值之間的區(qū)別、分離和對抗的程度,在張力曲線的最高端,存在著嚴重對抗,有時會爆發(fā)嚴重沖突;在最低端,宗教組織跟社會環(huán)境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和諧,以至于很難區(qū)分這兩者。而一個宗教組織的排他性越高,或是與社會的張力越大時,信徒委身的程度、付出的代價以及回報也都越高,反之,一個低張力的宗教組織排他性低,信徒的委身程度與回報都很相當小。應該來說面對日益高漲的環(huán)保主義浪潮,放生行為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張力會越來越大,高度的張力可能反而會提高信徒從事放生行為的回報感,促使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商業(yè)性放生行為。

千歲海龜歸大海中國佛教放生網(wǎng)_放生儀規(guī)放生感應放生功德放生心得放生愈病-云端佛學

1月16日下午5時許，徐城普善庵人士獲悉一外地商販準備把這只千歲老海龜販賣給某酒家，便立即花4500元錢將其買下運回庵院，在老海龜背上刻上放生人地址、放生時間等字樣，次日中午，普善庵全體人士集體護送，將這只老海龜送到內蒙古內蒙古港碼頭，讓它回歸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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